清亡票号亡的真正原因

来源: 范卫锋 2006-05-20 10:21:00 只看该作者 |阅读模式
“清亡票号亡”的真正原因(晋商真相之下篇)
  范卫锋
  晚清末年,票号之盛,一时无两。然而,有一个被山西票号研究者们回避的问题:为什么号称有着种种优秀基因的票号,其生命力居然如此脆弱,竟然在满清灭亡之后,全面分崩离析?为何当时实力不如票号的钱庄,后来能够一步步地壮大,直至成为银行业的主力军?这不得不从票号与满清政府的关系说起。
  票号的经理和掌柜们,与满清的达官显贵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铁。
  《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是个有傲骨的读书人,可是,在历史上,乔家的大德通,恰恰是最善于走上层路线的,和朝廷的关系,不是好,而是很好,好到连最长袖善舞的胡雪岩,都难以望其项背。大德通的掌柜高钰,在大德通干了50年,其中有20多年是当老大,以善于与高官交际出名。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大德通对于朝廷和战局的一举一动,掌握得十分清楚,甚至很多官吏要通过大德通,来了解朝廷和战局的动向。
  在慈禧西逃期间,高钰和随驾的内阁学士桂月亭联系紧密。有一天,桂月亭告诉高钰一个绝密的信息:“銮驾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如此绝密的军情信息,高钰预先知闻,可见他与朝廷大员的关系有多铁。而大德通与朝廷关系的登峰造极,就是慈禧下榻在大德通票号,随驾的董福祥等大臣,则住在协同庆票号。到了1949年土地改革的时候,大德通票号的东家、祁县乔家堡的乔家女主人,还保存着慈禧在大德通住的时候,随手所赐的金钗。假如乔家与朝廷的关系,真的象《乔家大院》中所写的那样,闹得要生死相见,慈禧还会、还敢住在乔家吗?
  在乔家堡住过的大人物,不止是慈禧。湖广总督端方,也曾经在乔家堡的中堂住过。大德通的高钰,与赵尔巽的关系非同寻常。赵尔巽去什么地方当巡抚、总督,高钰常常跟上,人称“二督抚”。合盛元票号的汉口经理史锦刚,是湖广总督的干儿子,总督府的办事人员,都不敢直呼其名,叫他“三少”。袁世凯当年还是政坛新星的时候,想巴结当时的朝廷柱石李鸿章,多次求见未成,最后还是请三晋源票号的老板,引他在票号的账号见到了李鸿章。
  有了朝中达官显贵做靠山,票号的钱很好赚。因此,它离现代投资银行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对朝廷大生意的依赖,就像吸毒一样日益上瘾。普通商人、老百姓的小额存款,它是不办的。他们看中的是朝廷官府、官僚、大商人的存款。然而,时代变了。
  以“小银行的大掌门”的美誉,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陈光甫,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作风就大不相同。与自闭的山西票号相比,两者的出手判若云泥。陈光甫的起点低,1915年,在上海宁波路开了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当时门面小,本钱少,名义上说是10万银元,其实只有东拼西凑的7万银元,只有7个人。
  陈光甫自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放贷款,晚上还得回到行里培训员工。然而,在美国的经历和见识让他知道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当时,小额存款,银行是看不上的,陈光甫偏偏独树一帜,把眼光投向了这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决策,他还一度遭到同行业的耻笑。当然,他选择小额存款,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大企业和官僚根本看不上这间新出生的小银行,另一方面,他也是看准了其中潜藏的商机,小额储蓄存款,稳定性比企业存款强,趁着同业不屑一顾,正好人弃我取。陈光甫提出“一元即可开户”的口号,那些没人理睬的老百姓,见到居然有银行肯给自己的小钱开户头,纷至沓来。有人刁难嘲弄陈光甫,拿了100银元,要求上海银行给他开100个存折,上海银行照开不误,赢得了民心。
  不光赢了民心,陈光甫还赢了商机。1915年,银行的储蓄存款仅有1.8万元,简直是微不足道,而到1921年,已经有116万元,到了1932年,更是达到2300万元。而此时,曾经不可一世、不屑于这种小额储蓄,只将眼光高高盯着官僚的山西票号,早已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破败不堪。
  上海银行,这家陈光甫创办的新生草根银行,不光吸收存款的方式不同,发放贷款的战略,也和山西票号大不一样。同样是在中国,处在相近的时代,作出的选择大不相同。这里面,比的是眼界、是信息、是胸怀、是胆魄。山西票号紧挨着朝廷融资,上海银行却是草根阶层,出生之初,和这些达官贵人根本搭不上边。
  在美国见识过现代银行业的陈光甫,主动地向民族工商业伸出了手。“敬远官僚,亲交商人”,是陈光甫的经营路线,这句口号可能会让如日中天时的山西票号笑掉大牙。山西票号称雄海内外数十年,却几乎没有扶植出什么了不起的大企业。陈光甫则不同。他的上海银行虽然小,却和两个近代史上最了不起的企业家——荣氏家族的荣宗敬、状元企业家张謇并肩成长。同时受到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两面夹击,让他对荣宗敬的“上天不令中国人做第一等人”悲愤之叹深有同感,1934年,当汇丰银行想要拍卖陷入困境的申新纱厂(荣家的产业)时,陈光甫竭力奔走,促使南京国民党财政部出面设法挽救。
  陈光甫的上海银行,与民族工商业同气连枝,可是,他并不像山西票号一样,盲目地搞“万两银子一句话”的信用贷款,而是以抵押贷款为主。一位当年陈光甫的手下,在解放后回忆,上海银行当时既不像票号一样,可以做全国各地的汇兑,又不像钱庄,可以做银元银两兑换的生意,更不敢像《子夜》里的老赵一样,做公债库券的投机。上海银行当时的贷款,主要是堆栈押款、货物押汇、厂家押款、往来透支,这些属于“对物信用”,基本都有抵押,虽然麻烦,但是,却比“万两银子一句话”的做法可靠安全。上海银行虽然是新生的小银行,却在对民族工商业贷款方面,异军突起。在江苏、上海、浙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史上,确实应该给陈光甫的上海银行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山西票号也有不少为人称道的善举,然而,上海银行的善举,更具有现代意义。陈光甫首创了农业贷款,他提出,“此种贷款不特时短,具有流动性,数量零星,甚为稳妥,而且对繁荣农村、辅助农业经济之发展有很重要意义。”章士钊曾送给陈光甫一副对联,上书“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正是陈光甫及其上海银行的写照。
  不少研究山西票号的专家,在谈到票号在清亡后的悲惨命运时都说,为何票号一蹶不振,而南方的钱庄却能够在演变为银行之后生生不息,令人遗憾。陈光甫喝了洋墨水回来,独辟蹊径,尚有“特殊原因”,可是,浙江兴业银行的成功,却与山西票号的发展,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凸现出山西票号灭亡的根本原因
  浙江兴业银行,是浙江反抗外资入侵,发起保路运动的产物。1907年10月5日,以“振兴实业”为宗旨的浙江兴业银行成立。这正是山西票号的李宏龄等人,酝酿发起成立晋省汇业银行的前不久。尽管浙江兴业也与官僚资本过往甚密,其股东中,更有当时赫赫有名的南浔“四象八牛”家族子孙,可是,它诞生之后,就把和民族工商业携手发展,作为自身之基,发家之本。当然,我们不得不说,山西票号紧靠清政府,上海银行、兴业银行联袂民间企业,“利”都是其根本的出发点。然而,眼光和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了两者的取向不同,命运不同,更造成对社会和历史的贡献不同。
  号称“中国第一实业家”的张謇,1899年所办的大生纱厂开工,所有的本钱,都用来投资固定资产,手头没有周转资金,先前别人答应的投资又无法兑现,他“仰天俯地,一筹莫展”。这时,刚刚成立并不宽裕的浙江兴业银行,给张謇解了燃眉之急。从此之后,浙江兴业银行与张謇的大生企业结成秦晋之好,张謇终生感激不尽。
  “火柴大王”刘鸿生,也颇得浙江兴业银行之助。由于日本火柴业的侵入,刘鸿生的工厂一度资金紧张,外界风传他即将倒闭。刘鸿生只得去找当时号称“中国摩根”的宋子文,希望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主要是股票)抵押给宋子文掌控的中国银行。宋子文哈哈大笑,“O.S.(刘鸿生名字的英文缩写)的股票,现在连草纸都不如了!”这时,还是浙江兴业银行毅然出手,向刘鸿生贷款250万元。
  与浙江兴业银行相助成长的企业,有名的还有聂璐生的上海恒丰纱厂、陈万运和沈九成办的三友实业社、商务印书馆以及杭州的胡庆余堂国药号等。浙江兴业银行还主动出资100万元,承担了钱江大桥一半的贷款,它对钱江大桥的贡献至今为人所称道。
  电子邮箱 fanweifengchina@yahoo.com.cn
  博客:http://fanweifengzhenghualing.blog.hexun.com/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x
收藏
收藏0
转播
转播
分享
分享
分享
淘帖0
支持
支持2
反对
反对0

大神点评1

跳转到指定楼层
沙发
玄妙天 2006-05-20 12:57:44 只看该作者
  老大文章要顶 !
#2
xjq_604 2006-05-20 13:11:07 只看该作者
  作者对中国近代金融史比较熟吧,这对现代我国银行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
#3
楚狂人eason 2006-05-23 11:20:51 只看该作者
  不得不赞!不得不顶~
  好文章,长见识
#5
海天同阔 2006-05-23 12:49:53 只看该作者
  得民心者得天下,
  由此可知将来中国金融界也必将是民生银行等由草根自发产生并真正将老百姓放在心上并真诚为其提供贷款等服务的银行的天下,而四大国有银行,除非脱胎换骨……
#6
wuyueguang508 2006-05-23 16:17:15 只看该作者
  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一直也想搞清楚,为什么晋商徽商会失败!
  楼主好文章!!
#7
冷冷的箭 2006-05-24 12:19:04 只看该作者
  好文章要顶。。。
#8
feiya-0 2006-05-24 12:41:26 只看该作者
   顶一下吧!文章真的不错。
#9
peacebar 2006-05-24 13:21:54 只看该作者
  好文章!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