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管仲及三千年经济思想史(二)

来源: 邹艺湘 2016-12-19 18:40:00 只看该作者 |阅读模式
  漫话管仲及三千年经济思想史(二)

  邹艺湘
  2016年11月30日

  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况看起来与1990年前后的日本和1997年前后的香港很类似: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提升的情况下,因为房地产价格的暴涨而造成制造业成本上升,使得经济体系的竞争力直线下降,随之而来的是泡沫破裂所产生的“负财富效应”导致需求萎缩和银行坏账。二三十年过去了,日本和香港也没有能够再重新振作起来。

  1994年我曾专门到日本请教日本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日经指数的市盈率一百多倍,而道琼斯指数的市盈率只有十几倍?当时日经指数38000多点,道琼斯指数3800多点,而美国企业的盈利增长快于日本企业。日本顶级经济学家跟我说:“因为我们日本钱多!”

  我见过香港的房价几个月之内跌了50%,大部分家庭沦为负资产。香港楼价暴跌之前,我曾问过一些香港朋友:“深圳的房价不到香港的十分之一,为什么不到深圳买房投资在香港租房住?”结果被他们狠狠讥笑了一番,他们说:“因为这边是香港,那边是深圳!”(意思是香港的楼价永远会涨,而深圳的房价永远不会涨。)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哈佛芝加哥牛津剑桥的高材生,都在当时全世界最有名的投资银行工作,都是非常正派有教养的人。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的楼价跌了50-70%,但香港中环仍然比深圳南山要高出二三十倍,我说深圳南山的房价未来会超过香港中环(因为南山会成为珠三角的经济地理中心),并且建议香港政府在南山投资几百亿,既可保值增值,也可为香港人建立退休养老基地。这次就闯了大祸了,香港人差点把我像布鲁诺一样烧死。如果当初香港人少一点傲慢与偏见,投资几百亿在南山,现在已经是万亿资产。可是香港人不愿“占领南山”,偏要“占领中环”……

  中国大陆与香港和日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经济还有很大部分没有泡沫化,理论上来说,可以再造一个中国经济。但是,再造一个中国经济需要几十万亿的投资,而“四万亿”已经被经济学家们批得体无完肤,成了“十恶不赦”的代名词,谁还敢提“投资”这两个字?更不用说几十万亿的投资了! 然而,世界上不靠投资只靠消费或资产泡沫而能让国家发展的案例,从来没有过。相反,我亲眼看到了高消费 资产泡沫怎么毁了日本和香港,也看到了全世界经济至今未能从美国的“次按危机”中恢复过来。(美国的情况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如果真的那么好,特朗普也就不会那么受欢迎了!)

  据说,经济学家不是反对高铁和高速公路,而是反对由政府投资,尤其反对由政府借钱投资。可是,2008年的时候除了政府投资,除了政府借钱投资,好像没有其它人有心有力投资高铁和高速公路。直到今天,有心有力投资高铁和高速公路的人也不多。相反,愿意炒楼炒股炒石头炒生姜炒大蒜炒石油炒铁矿石炒煤炭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愿意借钱炒楼的人更多,因为赚了是自己的,亏了把楼留给银行。如果没有人愿意投资高铁高速公路,人人都愿意炒楼炒股炒石头炒生姜炒大蒜炒石油炒铁矿石炒煤炭,那会有什么后果呢?

  当然,经济学家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只需要不断重复“市场化 私有化”就可以了,因为他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最重要的是符合教义。但是,政府尤其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至少,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旗帜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特朗普在竞选演讲中多次提到美国股市“是一个大泡沫”,而在他当选之后的胜选演讲中(2016-11-09),他说:“我们将修复我们的内陆城市,并重建高速公路、桥梁、隧道、机场、学校和医院。我们将重建基础设施,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重建项目会给数百万人带来工作。同时,我们也终于能照顾好那些忠诚而伟大的老兵,在这场持续18个月的竞选旅程中,我认识了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完全是中国“四万亿”的翻版!)

  实际上,2008年后的中国经济政策不止有“四万亿”,而是一揽子政策组合,大致上可概括为《五项基本原则》:

  第一,保持货币宽松。
  第二,控制房地产按揭。
  第三,不断完善基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
  第四,在有条件的部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比如高铁 电动汽车 太阳能 生态农场)。
  第五,不急于开放资本账户。

  先从《五项基本原则》的第三条(不断完善基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说起。

  一个国家的市场潜在规模取决于其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中国人的劳动素质不比美日欧差,而中国人的数量相当于美日欧的总和,所以,中国的潜在市场规模相当于美日欧的总和。但是,潜在的市场规模怎么才能变成现实的市场规模呢?第一是基建,尤其是交通,这一点秦始皇和李斯都明白,所以,他们搞“书同文,车同辙”。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好的基础设施把庞大的人口和土地联系起来,就发挥不了规模效益的正面作用,相反,“窝里斗”和“一盘散沙”的负面作用会非常明显。对大国来说,基本建设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特朗普似乎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的核心经济计划就是基建,尤其是交通。)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当然比美国更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只有在全国统一市场中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钱)尽其用。

  全国各地时不时出现一个县的群众与另一个县的群众因为争夺高铁站的落脚点而在网上掀起骂战,甚至出现集体卧轨抗议事件,为什么?因为群众明白交通条件对一个地区和这个地区的人民有多重要!历史上,一个地方之所以落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交通不发达,从来没有一个交通发达的地方经济是长期落后的。古代的城市一般都在江边,因为当时的交通运输主要靠水运;后来有了铁路又产生了一大批城市,像湖南株洲就是“火车带来的城市”;后来有了高速公路,当然有更多的城市发展起来了,最典型的是东莞,完全是依托广深高速发展起来的。2008年美国次按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大力投资高铁公路互联网是正确的决策,初步建成了全国统一市场的雏形,把发展的热点从三个区域扩展到了几十个。

  现在全国高铁网络已基本建成,又给几百个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但是,目前的高铁站普遍离开城区很远,几乎所有的高铁站都需要建轻轨(或地铁)与市中心联通,大城市可能需要建好几条轻轨连接不同的商业中心,这样才能真正把高铁利用起来。高铁是“树干”,轻轨是“树枝”。如果几百个城市同时建轻轨,把高铁、地铁、机场、高速公路、商业中心、旅游景点连接起来,中国经济很可能会有一番新的景象。如果没有拥堵和污染,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劳动生产率越高;如果解决了拥堵和污染问题,许多城市的规模都可以翻倍。

  很多人认为“四万亿”是凯恩斯主义,这没错,基建投资可增加有效需求,尤其在金融危机后的特殊时期,政府的基建投资对于拉动需求的效果非常明显。但是,高铁高速公路互联网机场码头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13亿人的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像阿凡提那样骑着毛驴去赶集吧!所以,它也是亚当斯密主义。如果没有“四万亿”建立的高铁高速公路机场互联网,能有淘宝?能有腾讯?能有现在的华为? 能有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所以“四万亿”也是熊彼特主义,因为企业家创新需要基础设施,创新企业发展壮大需要全国统一市场。同时,“四万亿”也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让亿万劳动人民有机会实现劳动的价值;“四万亿”也是达尔文主义,因为它让个人和机构有了适者生存的竞争机会;“四万亿”也是管仲的“官山海”,因为基础设施是垄断性资源;“四万亿”也是钱学森的系统工程,高铁高速公路机场互联网都是系统工程,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老百姓都明白“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并不需要任何经济理论来解释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所以,《五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三条(不断完善基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是最基本,也是最容易理解的,关键在于钱从哪里来。发行地方债和城投债是国际通行的基础设施融资方式,在美国叫做(municipal bonds 或 income bonds )。因为项目的未来有稳定的现金收入,所以,这类债券属于高等级的债券,养老金退休金共同基金都可以买。在中国,社保基金和保险基金正面临所谓的“资产荒”,地方债和城投债是很适合他们的资产,这方面中国的潜力仍然很大,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潜力都很大。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债城投债市场的发展,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来说会降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直接融资取代间接融资)。

  说到具体的项目融资方式,这并不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所谓微观要搞活,就是要因地制宜尝试不同的融资方式和组合,目前流行的PPP或许是不错的选择,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也是可以继续的。银行最终会发现,基础设施贷款是优质资产,因为高铁高速公路长期来说可以“创造”自己的需求。另外,发达地区的项目融资可以完全市场化,不需要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担保,而某些贫困地区的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直接投资(这是最有效的扶贫方式)。(美国那边,朝野都在讨论特朗普“四万亿”的融资问题,特朗普已经提名耶鲁毕业的前高盛银行家Steven Mnuchin为财政部长,让我们拭目以待!)

  为什么既要宽松货币(第一条),又要控制按揭(第二条)?!

  建设全国统一市场需要基建和钱,所以货币必须宽松,货币宽松利率才会下降,利率低才有百业兴旺。可是货币宽松往往会产生房地产泡沫,因为愿意借钱炒房的人太多太多太多,而愿意做实业的人太少太少太少。所以,控制了房地产按揭这个阀门,货币才可宽松;相反,放松了房地产按揭这个阀门,货币宽松就会产生泡沫,货币收紧就会产生通缩,左右不是人。靠按揭杠杆吹起来的楼价会有如下后果:第一,寅吃卯粮消耗居民购买力;第二,抬高土地成本租金成本生活成本生产成本;第三,抬高物价指数;第四,削弱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第五,增加银行坏账为未来的金融危机打下基础。

  自1929年以后全世界的每一次金融危机几乎都与房地产按揭有关,这是一个被经济学界长期忽视的领域。传统的经济学只研究物价,传统的金融学只研究股价,而对房地产的研究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不是显学。耶鲁大学的Robert Shiller 教授因资产定价理论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房地产的价格有研究,但也没有专门研究房地产按揭。然而,恰好是在房地产按揭上面,日本香港美国先后都栽了。美国干脆直接了断出了个轰轰烈烈的“次按危机”,八年过去了,许多美国人仍然要把每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偿还曾经的按揭贷款,虽然房子早已被银行拍卖。有意思的是,新提名的美国财长Steven Mnuchin 是真正的房地产按揭专家,并且因为处理与按揭有关的不良资产而赚了大钱。(关于房地产按揭的前世今生,请参见“房地产的美丽与哀愁:成也按揭败也按揭”,《中国崛起的金融战略》第二版,邹艺湘著,中国经济出版社。)

  既要控制按揭(第二条),又要宽松货币(第一条),有人质疑这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呢?这个道理就跟父母既要给小孩钱,又不让小孩花太多钱和时间泡网吧一样简单。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理解“既要控制按揭,又要宽松货币”的道理,不是因为这个道理很难懂,而是因为经济学家所读的教科书有缺陷(后面还要提到)。美国次按危机发生之前很多年,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多次警告资本市场的“非理性亢奋”,但是,他也没有预料到祸根隐藏于“不起眼”的房地产按揭。

  国际上很多学术界和金融界的成名人物都在密切关注中国是否也会栽在房地产上面,可是(到2015年之前)中国并没有像查诺斯或索罗斯预计的那样发生金融危机,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中国总体的负债水平并不算高,在全世界处于中等水平;第二是因为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负债水平较低,在全世界属于最低之列;第三是因为中国吸取了美国日本的教训,2008后对房地产按揭一直控制很严(直到2015年才改变)。2010年4.15和4.17的“楼市新政”,正是针对中国当时的楼市泡沫的局部性所采取的精确打击,这样的措施,既可立竿见影控制金融风险,又可避免采取全面的货币紧缩措施殃及其他行业。

  显然,国内外经济学界都没明白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严控银行按揭(因为大家读的是同样的教材,因为新的教材还没有写出来!),都把注意力集中于炒作“地方债”和“影子银行”,一时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仿佛中国的末日就要来到了。可是,2008-2013这几年间,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受到海外金融危机的打击,还迎来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GDP按美元计翻了一倍有余),货币的宽松并没有产生房地产泡沫,也没有带来通胀,也没有造成货币贬值。就连被无限夸大的“地方债”和“影子银行”风险,事后证明也没有那么可怕(现在又开始夸大企业债的风险了)。

  “地方债”、“影子银行”、“企业债”、“产能过剩”、“库存过多”这些都属于微观经济问题,并不容易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如果鄂尔多斯或温州的地方债违约了,并不会对北上广深或其它城市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有一款信托产品违约了,或一家信托公司倒闭了,并不意味着其它信托公司会倒闭;如果十家钢铁厂有五家倒闭了,另外五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把前面五家收购了就得了,也就同时解决了产能过剩和库存过多的问题,绝对不会出现所有钢铁厂同时倒闭的情况,也不会带来银行倒闭。相反,如果北京的楼价跌一半,所有地方的楼价都会跌,有的地方还不止跌一半,所有银行都会倒闭,这才叫系统性金融风险!

  对于微观经济问题,政府加强规范化管理促进公开公正透明是必要的,过分恐慌或过多干预企业的商业性行为是不必要的。有信托公司倒闭,有企业倒闭,有产能过剩,有库存过多,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刚性兑付”反而是不正常的,政府需要控制的是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项基本原则》中,有两个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阀门”,一是房地产按揭制度(第二条),二是外汇管理制度(第五条)。如果认识到人性的贪婪与恐惧 傲慢与偏见,就要先控制金融风险,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同时促进产业升级,待全国统一市场基本建成之后再放开控制阀门,这是“稳中求进”的做法。如果全国统一市场没有建成,产业升级也没有完成,先放开控制阀门,人性的“贪婪与恐惧 傲慢与偏见”会主宰一切:楼价越涨越有人买,汇率越贬越有更多的钱要跑。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很难控制,因为买了楼的人天天盼着楼价涨,换了美元的人天天盼着人民币贬值,个个都是屁股指挥脑袋,毫无理性可言。

  那些没炒楼没换汇的人呢,时刻都在担心自己的钱“毛”了,谁也不敢做长期储蓄存款了(所以M1的增速远超M2的增速),随时准备加入炒楼换汇大军,结果就会出现非常尴尬的局面: 楼价涨,汇率贬,物价涨,出口降…… 如果现在查诺斯说中国的楼市泡沫很危险,我不会反对,因为两个“阀门”都被人打开了,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况看起来与1990年前后的日本和1997年前后的香港很类似。(不过,要断言中国经济会像当初日本一样崩溃还言之过早,要看往后的路怎么走,也要看特朗普和普京联手能把油价弄多高。)

  《五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五条(不急于开放资本账户)除了防范上述普通人的非理性行为之外,还在于防范另一类非普通人的理性行为,那就是要吸收东欧和拉美私有化的教训。

  为什么撒切尔和里根在英美的“私有化”很成功,而拉美和东欧的“私有化”却惨败呢?因为英美的“私有化”实际上是“公众化”,是将国有资产上市;而拉美和东欧的“私有化”实际上是“巧取豪夺”,是从国家垄断变成家族垄断。英美已经是最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发了财之后不会选择移民到不发达国家;但是拉美和东欧的人一旦发了财,第一选择就是移民到英美。所以,拉美和东欧的私有化之后,财富大部分转移到了英美。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货币贬值,就是公共财政的恶化,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丧失,就是优秀人才的流失。(“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面就是高收入阶层的人都移民了!)

  中国的公开的私有化并没有像拉美和东欧那样大规模开展,但是隐蔽的私有化(如贪污和灰色收入)的规模比之东欧和拉美只会多不会少,这么巨量的资金如果可以自由出境,不止对汇率产生冲击,也会鼓励贪污和获取灰色收入。

  就算完全合法致富的有钱人,也会有非常理性的移民和转移财富的倾向,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包括印度中国东南亚都是如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别并不在于挣钱的容易与否,也不在于住房汽车高档消费品,事实上,对于有钱人来说,在自己熟悉的发展中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容易挣钱,并且也能享受到发达国家的住房汽车高档消费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主要差别在于生态环境和法律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富人移民和转移资产,说到底是为了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不是为了挣钱或高档消费。

  发达国家在法律保护方面更健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发达国家都是具有高度生态文明的国家,这一点却往往被人忽略。事实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别正是在生态文明方面,而不是在城市的规模大小或摩天大楼的高矮。发达国家一定是生态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他们可能有大城市,也可能没有,但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肯定能够享受到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也能享受到安全健康的食品,还有让人感到舒适的个人空间和社会服务。而环境污染严重的国家一定不是发达国家,即便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和最高的摩天楼,只要环境污染严重,也一定不是发达国家。(有钱人都移民了,还怎么发达起来?)

  所以,中国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就不要急于开放资本账户(第五条),就要急于提升生态文明水平(第四条)!(做反了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众所周知,我国的能源消耗主要是煤炭,而石油的消费主要是依靠进口,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格局。如果考虑到今后十年我国还要增加两三亿辆车,汽车保有量在现有基础上还要再翻一倍,能源安全问题和环境问题只会进一步恶化,并且会带来国际收支的恶化。如果把这些问题再跟我国农业的状况联系起来,前景更加不美妙,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稠密区往往也是农业发达地区,比如华北平原、江汉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成都平原、珠江三角洲等,这种格局很容易造成工业污染农业污染生活污染“三毒叠加”,治理起来很麻烦。

  华北平原的雾霾只是一个表象,更深层的原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超出了这个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个地区的生态经济系统出问题了。华北平原目前遭遇到的生态经济问题迟早也会发生在其它人口密集的地区, 虽然表现的形式会各有不同。《五大基本原则》的第四条(比如高铁 电动汽车 太阳能 生态农场)可称之为中国崛起的绿色战略, 是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综合性解决方案,适用于我国绝大部分人口稠密的地区。如果能够普及这套方案的话,不仅可以解决石油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也可以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深圳的公交电动化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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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艺湘 2016-12-19 19:18:45 只看该作者
  深圳的公交电动化,一本万利的生意!

  2017年底深圳公交车辆将实现100%纯电动化,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第一,减少排放,这是众所周知的。第二,利用示范效应促进私家车电动化,这也不难理解。第三,缓解拥堵难题,这个需要解释一下。电动公交车不只是减少排放,也减少噪音,还提供比燃油大巴更舒适的驾乘感受。人们喜欢坐高铁,不只是因为它快,还因为它坐着舒服,还可上网,还可打电话,总之,高铁给你一种与传统火车传统汽车传统飞机都不一样的乘坐感受。电动大巴也一样,它给你一种与传统地铁传统汽车传统大巴都不一样的乘坐感受。尤其像深圳这样的地方,大半年都处于湿热天气,电动大巴提供的电空调是传统汽车和传统大巴都做不到的,所以,电动大巴会从其它传统交通工具分流,缓解拥堵。不仅如此,正因为电动大巴坐起来舒服,由此就产生了“定制巴士”和“E巴士”的概念,为许多上班族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让他们可以在保证质量保证时间又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放弃开私家车上下班。而上下班时段正是城市最拥堵的时段,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定制巴士”和“E巴士”,开通路线会越来越多,营运成本会越来越低,客户使用起来也会越来越方便。由此形成良性循环,有效缓解高峰时段拥堵难题,还提升了居民出行的舒适感(惠民生),公交公司的生意也会愈发兴旺。

  如果说上面三点还比较直观的话,第四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就比较不那么显而易见了。从前,大巴站尤其是总站是城市中的沙漠,噪音污染加上尾气排放污染,让人难以忍受。当大巴全部电动化以后,大巴站尤其是总站的土地价值立马身价十倍,每一个总站都可建成商业中心。市民乘坐电动大巴去这些新的商业中心上班购物休闲,既方便又舒适,还缓解了其它老商业中心的拥堵,也缓解老商业中心楼价和租金的升幅。对于深圳这样寸土寸金的城市来说,仅土地升值这一项就足可弥补公交电动化的全部成本(大约两三百亿)。公交公司如果能得到部分土地升值的收入,利润一定会有巨大的提升。事实上,电动大巴的营运成本比燃油大巴要低得多,而业务量比燃油大巴要增加很多,电动大巴最大的问题在于初期的投入较大,如果这部分投入能够从土地升值中得到补偿,公交公司不止在当地的利润上升,还找到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可以把业务扩展到其它地区。

  第五,输出管理、技术和资本。深圳的公交电动化远远走在中国和全世界的前面,一旦深圳完成100%公交电动化,国内外许许多多的城市都将跟随。当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深圳这样的财力、技术和组织管理能力,这就为深圳的公交公司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可以兼并其它城市(包括国外城市)的公交公司,帮助他们完成公交电动化,把深圳的资本技术管理输送到这些城市。深圳本来就是因为改革开放而生的,把深圳成功的经验扩散到其它地区是它的本分,也“顺便”为深圳的公交公司和深圳市政府带来巨大的收益。如果深圳的三家公交公司未来都成为市值千亿的上市公司,我不会感到奇怪,就像深圳出了不止一家市值千亿的地产公司一样。从长远来看,公交电动化的生意不比地产开发的生意小多少,因为这是一个永久的生意,因为它也带有商业地产的成分,因为它可以扩展到全世界。

  深圳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城市。

  深圳的良好生态环境不能说全部归功于公交电动化,但是公交电动化确实会减少30%的污染,并且会减少拥堵,并且会提升出行的质量,并且会带动私家车的电动化,并且会引发新产业革命。新能源汽车是下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但是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和普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涉及到各个部门,涉及到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深圳的100%公交电动化不仅改变了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文环境!想一想,曾经有多少人(包括德高望重的著名经济学家)反对高铁?如果不是亿万人切身体验过高铁的便捷和舒适,有谁能够让社会接受高铁?同样,深圳的100%公交电动化,让千千万万的人切身体验到新能源汽车带来的新体验,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一个里程碑!

  人人喜欢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没有人喜欢雾霾农药抗生素,但是趋利避害不是靠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就能得到的,恰恰相反,这是要花钱花时间要靠无数人的努力才能得到的,而“花钱花时间靠无数人的努力”就是GDP,是绿色GDP。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是为了让亿万劳动人民工作更舒心生活更美好,不是因为教科书上说必须要这么做。为了转型而转型,为了升级而升级,为了竞争而竞争,为了互联网而互联网,为了计划经济而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了市场经济而割社会主义尾巴,等等,都是本末倒置,把目标和手段颠倒了。从深圳的经验中可以看出,企业的创新很重要,但是政府的系统规划和执行力同样的重要,比这些更重要的是百姓的切身体验,这是起点也是终点,也是起点到终点之间的推动力。

  事实上,深圳的有钱人移民海外的案例是不多的,相反,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的大多选择了深圳,越来越多的国际顶尖的金融科技管理人才也长期定居深圳,深圳正在取代硅谷和华尔街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前面说到,如果没有拥堵和污染,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劳动生产率越高;如果解决了拥堵和污染问题,许多城市的规模都可以翻倍。由于环境优美空气质量好,深圳常住人口可以再增加一倍,并且可以吸引全世界更多最优秀的人才(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留学生)到深圳来工作和生活,深圳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城市。(我建议深圳取消第一套房之外的所有按揭贷款,把资源从炒房的人手上转移到基本建设和科技创新中来。在寸土寸金的深圳,为什么要鼓励人们买第二套房呢?)

  从深圳这三十多年的发展来看,“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需要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才能落地。

  33年前,许涤新先生和钱学森先生还有陈岱孙先生、马世俊先生、侯学煜先生等发起中国生态经济学研究,希望突破现有经济理论的局限,为中国经济找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来。当年钱学森先生说过,把系统论用到经济管理中可以引发经济学的革命,把系统论用到农业中可以引发农业革命。“系统论”作为一种思想,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是“系统控制”作为一种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各个方面。比如航天、航空、高铁、电动汽车、数控机床、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等等。其实,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环保政策\人口政策也是“系统控制”技术,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理解,宏观经济管理就是《经济控制论》,这正是钱学森先生三十年前想要做的事。像“量化宽松”这种新型工具,更是典型的“系统控制”技术,从系统论的角度很容易理解它的利弊,但是用传统的货币理论就很难解释。

  把生态学和系统论的思想应用到经济管理中,就会产生生态经济学思想,前面解释的《五项基本原则》就是生态经济学的一个成功案例,其中就用到了生态学和系统控制论,当然也融入了很多前人的经济思想,也吸取了其它国家的经验教训。生态经济学相比于任何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具有更强的实用性,政策组合的效果也更好。“更好”的意思是,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更快,环境破坏可以更少,金融危机的风险可以控制,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可以不用担心,愿意劳动的人可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有心有力创新的人会有更大的平台,人民币不会贬值,想要移民国外的人会减少,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会上升,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会延长,中国人的个人财富(平均而言)会增长更多更快。(2008-2013并不遥远,虽然不为人理解!)

  (未完待续)
#2
邹艺湘 2016-12-19 19:22:26 只看该作者
  说了这么多,回则过头来再看《五项基本原则》,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

  第一,保持货币宽松。
  第二,控制房地产按揭。
  第三,不断完善基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
  第四,在有条件的部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比如高铁+电动汽车+太阳能+生态农场)。
  第五,不急于开放资本账户。

  经济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不是玄学,也不是教义。

  如果说,市场经济理论是亚当斯密创立的,并不过分。但是亚当斯密时代的市场经济与今天的市场经济相比,是非常简单的,那个时代能用来表述的数学工具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亚当斯密的理论有很多局限性。亚当斯密的时代是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统治科学思维的年代,是线性数学和机械物理学的时代,是“无机”的时代,比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问世和海克尔提出生态学的概念早了一个世纪,比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发表《一般系统论》早了近两个世纪。所以,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用于解释福特的流水线就非常适用,并因此引发了制造业的革命(虽然被卓别林讽刺把工人变成了机器),但是把福特的流水线用于农业就功过参半,因为动物和植物是有生命的,不是“无机”的,不是“线性的”。

  如果把亚当斯密的理论用于解释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或者用于解释北京的雾霾,那就真的叫做“吃错了药”。你绝对见不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只“看不见的手”,你能见到的是“主观为自己,客观害别人也害自己”这只看得见的黑手。现实中的人并不是理性经济人,而是亿万自然人。理性经济人没有贪婪与恐惧,没有傲慢与偏见,可是自然人都有;理性经济人没有亲情友情爱情,一生只为利润最大化,可是自然人既需要钱也需要亲情友情爱情;理性经济人不怕雾霾,不会得病,也不会死,可是自然人怕雾霾会得病也会死。现实经济体系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自然生态系统交织在一起组成的巨大生态经济系统,远比亚当斯密时代的“市场经济”要复杂,当然,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比那个时代要多。

  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反对经济实证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强调“自由人”的价值,作为经济哲学有它的意义,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有现实意义。但是,发展中国家把他们的思想用于国民经济管理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的经济思想中是没有“国家”概念的,信奉奥地利学派的人都会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或“世界领袖”,所以,撒切尔和里根用他们的思想可以成功,而东欧拉美用他们的思想则一败涂地。另外,如果用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思想来解释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会得出很可笑也可悲的结论:既然有人想跳楼,为什么不让他跳呢?既然有人愿意吸雾霾,为什么不让他吸呢?(为了避免挨揍,信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是绝口不会提雾霾的事情的!)

  马歇尔的微观经济理论只是把亚当斯密的市场竞争理论用线性数学加以量化解释,作为入门的经济学教材是非常有用的,但在研究实际经济问题中没有多少价值,因为现实中是见不到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时期有它的价值,因为那时候市场的需求突然不见了,但是凯恩斯对“投资”和“消费”的定义在现实中很容易造成混乱,比如说,买房是属于投资还是属于消费?汽车真是消费品吗?开车上班难道不属于生产性投资?(所谓经济转型就是减少投资增加消费,纯属误导!)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公式是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只有在假定资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是现实中的资产价格是不变的吗?伯南克的量化宽松本质上是否定了弗里德曼的理论。

  “量化宽松”就是管仲的“轻重”理论,当资产价格崩溃时唯一的解救方法就是注入现金,可以用买短期债券的方式,也可以用买长期债券的方式,其实也可买地产和股票(耶伦已经公开谈到美联储要向美国国会申请直接购买股票的权力)。如果从我前面说的《经济控制论》的角度来理解量化宽松,这是很简单的。(请参看“24小时可以结束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崛起的金融战略》第二版,邹艺湘著,中国经济出版社。)但是西方传统经济学不研究资产价格,美联储传统的公开市场操作也只是在货币市场,所以,伯南克的量化宽松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突破。量化宽松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会很小,甚至可能会是负面的,所以美国经济仍然有可能在今后几年内陷入滞胀。特朗普已经看到了问题,并且提出了应对方案,且看执行的效果如何再做评价。

  如果说最近三百年对经济理论的贡献的话,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的研究和熊彼特对企业家创新的研究是最值得尊重的,因为经济的发展确实是靠亿万人的劳动和企业家的创新推动的,企业家的创新也是“劳动”的一种,只是很难用“时间”来衡量而已。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发明的,是马克思把它推到巅峰的,就好比手机不是乔布斯发明的,是乔布斯把它推到巅峰一样。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在福特的流水线上得到了完美的验证,并以此引发了制造业的革命;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乔布斯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验证,也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所以熊彼特的思想值得特别关注。

  熊彼特和凯恩斯都诞生于1883年,就在这一年,马克思去世了。1983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凯恩斯与熊彼特诞辰100周年,他们留给凯恩斯的篇幅是熊彼特的三倍,但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则用熊彼特的头像作为封面,并且写道“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这句话用到凯恩斯和熊彼特身上,真是无比的贴切。凯恩斯认为,消费边际倾向递减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要加大政府支出创造有效需求。熊彼特认为,如果没有创新的话,不仅有效需求不足,有效供给也会不足,结果就是滞胀,所以,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创新。凯恩斯主义用于突发事件如金融危机等是灵丹妙药,熊彼特的理论对于相对成熟的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长期的智慧。

  (未完待续)
#3
邹艺湘 2016-12-19 19:24:18 只看该作者
  长期的智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菲利普•费雪的成长股理念

  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源自熊彼特,熊彼特认为,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熊彼特认为,阻碍创新的因素包括人的惯性和惰性,信息沟通的困难,还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等等。熊彼特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工作是“创造性破坏”,企业家从事“创造性破坏”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超额利润,但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企业家赚钱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个人致富,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满足“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包括:1、建立私人王国;2、对胜利的热情;3、创造的喜悦;4、坚强的意志。(所以“企业家”不一定是“资本家”!)

  熊彼特把“企业家”与“资本家”分开在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也非常符合现代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现代资本市场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马克思担心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为现在人人都可以成为“资本家”,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很少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取而代之的是因资产泡沫而时不时发生的金融危机。于是,“价值投资”的理论应运而生,其杰出代表就是巴菲特和他的两个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和菲利普•费雪。巴菲特将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策略与费雪的优秀公司成长股长期投资策略完美地融合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投资策略,取得了远远超越两位导师的投资成就。巴菲特将自己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我是85%的格雷厄姆和15%的费雪。”

  巴菲特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为他自己和其它股东创造了巨额财富,也成为美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器和清醒剂,客观上提高了美国市场经济的资源分配效率。费雪的投资成长股理论通过他本人、巴菲特和其它追随者的实践,为许多创新企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本支持,客观上提高了美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费雪认为,卓越的投资者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能够不盲从当时的金融圈主流意见,也不会只为了反其道而行便排斥当时盛行的看法(就是要摆脱人性的贪婪与恐惧+傲慢与偏见)。相反,投资人应拥有更多知识,应用更好的判断力,彻底评估特定的情境,并有勇气在判断自己是对的时候坚持。费雪认为在股市中获得丰厚回报的关键是长期持有成长股,他本人和他的传人巴菲特的实践也充分验证了他的先见之明。

  熊彼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企业的创新,费雪从投资的角度研究企业的成长,其实他们所要寻找的是同一个“宝贝”——能够为股东和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家。熊彼特认为,企业的“创新”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力,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经济仍然会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资源的开发保持“增长”,但不会有“发展”;没有发展的增长是粗放式的,不可持续的,必然会带来资源枯竭和萧条,直到有新的企业“创新”出现,经济才能继续发展。与熊彼特一样,费雪最关心企业的“创新”和“持续创新”能力,他认为这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才能保持长期成长,才有长期投资的价值。费雪也是价值投资者,只是更加看重企业的成长价值而已。

  所谓价值投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巴菲特和毛润之想到一起去了。

  所谓价值投资,其实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摆脱人性的“傲慢与偏见+贪婪与恐惧”。而摆脱人性的弱点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所以,毛润之先生创立抗日军政大学的时候,把“实事求是”作为办学的灵魂。自此之后,每所党校的最显眼处都能看到“实事求是”四个字。“实事求是”源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1916年岳麓书院当时的负责人宾步程先生题写了“实事求是”匾额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宾步程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学的是工科,是中国近代把西方工业制造技术引入中国的人物之一(另一个是留学耶鲁的詹天佑)。1917—1919年间,毛润之和蔡和森寓居岳麓书院,日夜面对“实事求是”匾额思考古今中外天下大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王夫之、曾国藩和毛润之都与岳麓书院有很深的渊源。

  王夫之死于1692年,曾国藩生于1811年死于1872年,毛润之生于1893年,这三人从未谋面,但都先后研读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号称“理学”四大书院之首,可是这三人的成就都与反对理学有关,这是“岳麓书院之谜”。谜底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理学是最不讲究“实事求是”的学问,它的宗旨就是要从理论上融合儒释道三家,而不管与现实是否符合。所以理学大师朱熹创办的白鹿洞书院人才凋零,而朱熹曾经作为客座教授讲学的岳麓书院却人才辈出,根源就在于岳麓书院虽然讲理学课程,但崇尚的是“经世致用”,是“实事求是”,是“中国复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在中国思想史上超越了千年理学和近两千年独尊儒术的桎梏,重新回到了西汉贾谊《论治安策》的时代,也就是“实事求是”的年代。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的复兴打下了思想基础。

  岳麓书院是中华文化的集散地,是近代中国复兴的发源地,其中,屈原的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以及贾谊的政治思想起到了核心的作用,而近代史上首先把二者融合起来并且传播的是王夫之。王夫之是湖南人,他的主要活动也局限于湖南,而极力推崇他的人曾国藩也是湖南人,所以就有了“湖湘学派”之说,但从思想根源来说,“湖湘学派”只是中华古代优秀文化在近代的复兴,所以岳麓书院走出来的人才莫不以“复兴中华”为己任,从王夫之到曾国藩到左宗棠到蔡锷到毛润之,莫不如此。古代的稷下学宫和近代的岳麓书院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两者之间能够渊源不断薪火相传,贾谊和王夫之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稷下学宫已经没留下什么痕迹了,但岳麓书院和贾谊故居仍然保留完好(当然历史上被重建了无数次),这是湖南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岳麓书院的历史有上千年,但是真正发挥影响力是在近代王夫之以后。)

  (未完待续)

#4
邹艺湘 2016-12-19 19:25:56 只看该作者
  中国自古就有优秀的经济思想,也有非常成功的实践案列。

  中国经济学的源流应该追溯到姜子牙治齐,虽然姜子牙的经济思想并无太多的文字记录,但从“尊贤尚功”和“因地制宜”这两条,可以看出管仲的经济思想与姜子牙的治国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管仲不可能凭空想出这么多东西来,任何思想都有它的渊源,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总结创新和完善。管仲的时代与姜子牙的时代相差三百多年,而稷下学宫的时代与管仲的时代又相差三百多年,所以,历经六七百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才有了《管子》一书的面世,才形成了系统的中国经济思想(钱学森先生讲解系统论的时候,举的第一个例子也是《管子》)。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基本上都与管仲的经济思想有关,不过,得到管仲真传的并非众所周知的商鞅和诸葛亮,而是青出于蓝的汉宣帝刘询(刘病已)。

  史学界把管仲归为法家,韩非子也多次提到《商管之法》,但是管仲与商鞅是有很大不同的。管仲是“明法度,省刑法”,而商鞅是“严刑峻法”。两种不同的法家思想反映了他们不同的诉求: 管仲要齐国强大,但更希望齐国富有,所以军队是用来保家卫国的,法律是用来解决内部矛盾的,目的都是为了让齐国人安居乐业,所以要“明法度,省刑法”;商鞅要秦国富有,但富有的目的是为了打仗,为了吞并六国一统天下,所以法律必须严酷,军功必须重赏,这样才能让更多人愿意到战场上去拼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商鞅是军国主义者,所以商鞅推崇“耕战”,压制商业。管仲是和平主义者,既要兴工商,又要劝农桑,还要扶助孤寡老弱,还要搞好货币流通,除了没有互联网和股市,管仲的经济思想中几乎包括了所有现代经济的成分。商鞅最愿意干而管仲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动用军队去占领别国领土(除非万不得已),所以,管仲的富国强兵策略就是要保持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绝对优势,不战而屈人之兵。后来孔子感叹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管仲和商鞅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齐国确实富有,一直到被秦国灭国,齐国都是当时最富有的国家,首都临淄都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秦国确实吞并了六国,但是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很快分崩离析,被汉取代。贾谊写了著名的《过秦论》批判秦国过于严刑峻法,不近人情,闭目塞听,对同志就像对敌人一样严酷无情。贾谊认为,国家要长治久安,对内不能姑息养奸,不能纵容豪强搞分裂,但也不能残暴,要施仁政要搞好经济;对外不能软弱,不能靠和亲,要靠德教更要靠实力。从贾谊对秦国的批判(也是对商鞅的批判)和对管仲的推崇,可以看出商鞅和管仲并非一路人。事实上,贾谊的文章和思想更像古代的一场文艺复兴,他要让汉朝回到管仲时代,而不是商鞅时代。汉武帝全面采用贾谊《轮治安策》的思想,对内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大败匈奴,但后期对内执法方面过于苛严甚至滥杀无辜,对外征伐过于频繁然而又用人失当,以致国力消耗过度,并且造成人才凋零,所以才有了《轮台罪己诏》。汉昭帝刘弗陵基本上延续了汉武帝晚期修生养息的政策,让汉朝的国力有所恢复。

  到了汉宣帝时期,汉朝国力达到鼎盛,全国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四夷宾服。新疆(西域)就是在汉宣帝时期归于中国版图的,屯田(生产建设兵团)也是那个时代开始的,司马迁的《史记》也是汉宣帝时期才公开发行的。汉宣帝的治国思想与管仲的治国思想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用能臣,抑豪强,官山海,轻赋税, 明法度, 省刑罚, 兴工商,劝农桑,汉宣帝每一样都做得很到位,而且在具体的执行方面比管仲时期更精细更系统更完整。总之,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在汉宣帝时代形成的,包括“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样的美德也来自汉宣帝本人。“人心思汉”就是这么来的,直到今天,我们也把自己称作“汉人”,不称作“秦人”或“宋人”,尽管秦统一了中国,而两宋比两汉要富裕得多。(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了解这段历史!)

  汉宣帝并不排斥儒家,曾经还请名儒萧望之等在朝堂上公开辩论《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的异同,汉宣帝还亲自审定儒家教材并设立经学博士。但是汉宣帝绝不独尊儒术,史学界称之为“外儒内法”,比如,汉宣帝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所谓“外儒内法”,实际上就是管仲的思想,只是在管仲时代还没有儒法之分而已。很多看似来自儒家的思想其实都来自《管子》,比如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来自《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又比如说,“礼义廉耻”就来自《管子•牧民》: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史学界把管仲列为法家,把贾谊列为儒家,都是不对的。)

  汉宣帝的治国思想与管仲的思想如此切合,除了思想渊源来自管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汉宣帝与管仲有着相同的成长经历。管仲从小家道中落,做生意又亏本,打仗又当逃兵,在被齐桓公拜相之前还是被囚车押回来的,可是管仲却收获了鲍叔牙真挚的友谊(管鲍之交)。汉宣帝刘病已在襁褓中已经是孤儿,童年在监狱中度过,少年过的是平民生活,与市井之徒厮混,在18岁登基之前从没享受过荣华富贵,可是他却得到了许平君坚贞的爱情(故剑情深)。管仲和刘病已都从小历经磨难但都在患难中觅得真情厚谊,不难想象他们对人性的善恶有相同的理解,都入木三分,都超越常人。管仲经济思想的最伟大之处就是对人性的理解,正因为了解人性的平凡,所以对贤才倍加珍惜;正因为了解人性的恶,所以对善待自己的人终身不弃。管仲和刘病已不止促成了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富强的帝国,《管鲍之交》与《故剑情深》所体现的人文情怀也成了千古绝唱,亦如他们的治国思想一样,成为中华文化中最灿烂的篇章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因!

  至于“每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其实是没有得到管仲真传的。管仲治国思想的第一条就是“用能臣”,而诸葛亮事必躬亲;管仲要富国强兵,但要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诸葛亮在国不富兵不强的情况下六出祁山,劳民伤财,最后累死五丈原。跟管仲时代相比,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当然改变了很多,但是人性的改变是很少的,所以,管仲的治国思想,比如说,用能臣,抑豪强,官山海,轻赋税,明法度,省刑罚,兴工商,劝农桑,等等,到今天仍然适用。其中最重要的是“用能臣”,因为抑豪强要能臣,官山海要能臣,打仗要能臣,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要能臣,发展工商业和农业要能臣,总之,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能臣。在管仲眼里,能臣就是贤臣的意思,就是毛主席说的又红又专的意思。

  换句话说,如果用的人不对,什么样的经济思想都没有用。

  特朗普要是看到管仲和齐桓公的对话,一定会兴奋得七天七夜睡不着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特朗普同时得到两个知己!):

  齐桓公问管仲:“寡人不幸而好田,又好色,得毋害于霸乎?”
  夷吾对曰:“无害也!”
  桓公曰:“然则何为而害霸?”
  夷吾对曰:“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
  桓公曰:“善。”

  ------《东周列国志》

  (全文完)
#5
邹艺湘 2016-12-19 22:43:08 只看该作者
  经济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不是玄学,也不是教义。
#6
邹艺湘 2016-12-20 09:22:35 只看该作者
  特朗普提名亿万富豪出任美陆军部长

  2016-12-20 06:07:45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华盛顿12月19日电 (记者 刁海洋)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19日宣布,他将提名亿万富豪文森特·维奥拉出任美国陆军部长。

  特朗普当天表示,无论在军界还是商界,维奥拉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懂得如何应对挑战,如何成为领袖。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勉,善于激励他人,具有战略眼光。如果他能出任陆军部长,美国将更加安全。

  维奥拉19日感谢特朗普的提名。他表示,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竭力为美国的国防战略服务,确保美国士兵能够在各个战场上取得胜利。

  现年60岁的维奥拉曾就读于西点军校。毕业后,他进入美国陆军第101空降师服役。退役后,维奥拉转投商界。他从纽约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员做起,此后相继开创了几家公司。2001年3月至2004年3月,维奥拉担任纽约商品交易所主席。“9·11”事件后,他出资在西点军校设立了一个反恐研究中心。

  根据福布斯美国富豪排行榜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12月,维奥拉的个人资产达到17.9亿美元,排名第374位。

  据美国《军事时报》报道称,美国陆军最近两年频繁更换领导人。如果维奥拉的提名获得确认,他将成为过去两年中的第四位陆军部长。现任陆军部长房宁上任至今还不满8个月。

#7
邹艺湘 2016-12-20 09:28:42 只看该作者
  与其它国家有所不同的是,美国的军人很少有鹰派,鹰派基本上都是文人(像奥巴马和希拉里)。美国的军校以培养领导力和执行力著称,所以华尔街和美国大公司都喜欢雇用西点军校的毕业生,特朗普不喜欢空谈的学者,喜欢执行力强的军人和企业高管,一点不奇怪,商人讲究效率。
#8
邹艺湘 2016-12-21 13:57:19 只看该作者
  特朗普的经济思想简单明了,从负面的角度来理解就是“粗放”甚至有点“粗暴”,但是美国是一个尊贤尚功的社会(有点类似中国西汉独尊儒术之前的状况),在执行的过程中会不断有更优秀的人冒出头来加以完善,特朗普只要坚持“用能臣”这一条,结果就不会太差。从特朗普竞选过程中所受到的责难,到当选之后所受到的追捧,可以看出美国社会实用主义(或者说“实事求是”)仍然是主流,教条主义被局限在学术和传媒领域。
#9
邹艺湘 2016-12-21 14:38:44 只看该作者
  就经济思想而言,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相比于任何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具有更强的实用性,政策组合的效果也更好。“更好”的意思是,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更快,环境破坏可以更少,金融危机的风险可以控制,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可以不用担心,愿意劳动的人可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有心有力创新的人会有更大的平台,人民币不会贬值,想要移民国外的人会减少,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会上升,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会延长,中国人的个人财富(平均而言)会增长更多更快。(2008-2013并不遥远,虽然不为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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