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济世:中国经济如何险中求进

来源: m0571 2016-03-27 07:30:00 只看该作者 |阅读模式
  “在专制的社会里,你的成就与功过未必是由你来评价,也未必是由人民来评价,更多的则是由你的领导、也就是那些专制主义者来评价的。我们经常看到舆论被篡改,这是必然。在专制国家,你自己显然不能宣传自己,因为这是一个相互轻视的社会(因为大家都一无所有,所以害怕别人拥有),自己捧自己的行为是一般人所看不起的;你也不要指望有多少人民来捧你,因为首先大多数人民未必能理解你,即便是理解你的也未必肯花时间和精力来宣传你——当然,历史最后还是会由人民做评价的,但你未必看得到。

  这样的社会里唯一的宣传渠道,就是政府,专制政府。遗憾的是,政府永远都是专制的,而有才能的人又永远都是特别的,让一个不能容忍自己之外的任何特别的事物的政府去宣传一个偏偏很特别的个人或者群体注定是失败而且不现实的。于是为了证明自己,这些身怀各行各业奇才、本应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急先锋的“反制度分子”便诞生了。急先锋的下场大多不好,历史不会给你多少例外。——好在我们是文明的现代国家,好在我们有了网络。”

  在美国讨论并且最后一定会以或隐蔽或直接方式推出第三轮数量宽松:欧盟无法让人信服,能有效控制住成员国的假账与过度消费,反而透过欧元将区域经济问题传播到了整个欧元区。各国政府同时长期推行货币宽松的情况下,中国在中央层面主动积极调低GDP增长率,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微观层面,具体到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市,如何去落实结构调整。中国如何能够险中求进,思路何在,是当下中国人讨论思索地焦点。

  中国显然不能仅寄希望于外部条件好转,退一步讲,即便外部条件真得好转了,中国也不应该继续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现有模式的问题究竟何在?如何改?再具体而言,如何解决高房价与民生问题之间的平衡;如何继续推动城市化,平稳规划外来人口入籍,平衡地区与城乡矛盾;中国在今后数十年内是如何对自身进行定位的,又将分几步走来实现这一定位。

  经济,当是经国济世!合稀泥的干部多了,社会就会失去前进方向,希望那些只知道撞钟吃饭的和尚们少放几个横炮;大家对探索改革者,多一些容忍爱护。整理重庆的政策思路以探讨,至于有没有所谓的模式且不论,毕竟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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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571 2012-03-12 22:18:40 只看该作者
  住房制度由“单轨制”转变为“双轨制”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住房制度经历了一个由计划分配到市场供给的过程。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单位公房和政府公房为主的分配体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造成住房供应严重短缺,城市居民住房普遍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制度逐步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住房实物分配逐渐被货币化分配所代替,大量存量住房按房改价出售,同时,商品房的供应占比逐步提高,使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得以较大改善。福利房货币化分配受益者大多是计划经济时代参加工作的老职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出生的群体不得不在房地产市场购买商品房。尽管近些年通过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以及危旧房、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农民工公寓等供应形式,使一部分低收入群体有了住房保障,但保障面不到总人口的10%,事实上形成了住房供应主要靠市场来解决的“单轨制”。新生代城市居民、大学毕业生、外来工作人员等“夹心层”则被排斥在现有体制之外,既得不到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短期内也买不起商品房,这部分群体约占住房需求总量的20%以上。实践证明,无论完全由政府保障,还是完全由市场调节,单轨的供房体系都存在制度缺陷,难以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住房需求。

  居住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住房也不同于一般商品,它兼具商品和保障的双重属性。即使欧美发达国家也不是单纯依赖市场供应住房,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实现“住有所居”目标,应该跳出单纯的市场思维,既要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中高端商品住房的合理配置,又要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建保障性住房托底,实行城市住房供应的“双轨制”。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就曾提出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双轨”思路: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府应提供和保障土地的需要;对于高档住房,主要靠市场调节。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我们认为30%—40%的城市居民由政府保障房供应,60%—70%的居民由商品房供应,这是比较合理的“双轨制”体系。其中,政府保障房保障30%—40%的城市居民,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与收入结构吻合。一般而言,城市居民收入结构中,总有30%—40%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除去日常生活支出外,他们难以承受市面上普通商品房房价,必须由政府施以援手。二是形成足够的覆盖面。30%—40%的城市居民,既包括了原有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人群,又新增了“夹心层”的保障供给范围,能够真正满足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逐步实现保障性住房的全覆盖。
#2
m0571 2012-03-12 22:23:01 只看该作者
  政府保障性住房包含两个层面

  在我国以往的实践中,政府保障性住房有两个层面:一类是安置房,享受政府土地出让金、相关税费等减免,主要用于对危旧房拆迁、城中村改造的城市原住民安置,持有者有产权,和普通商品房一样可以上市交易。另一类主要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占比5%左右,没有产权或产权不完全。其中,经济适用房由于以极低的价格购买,经过一般5年左右的锁定期后可以上市交易,并获得成倍的增值,因而存在较大的寻租空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们认为,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完全可以借鉴公共租赁住房这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住房保障体系,积极扩大保障覆盖面,并涵盖过去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实现公共租赁住房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一体化。

  重庆结合实际,把公共租赁房界定为:在住房市场化大背景下,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套型面积和提供优惠租赁价格,由政府或政府委托的机构持有产权,面向在本市就业的无住房人员或住房困难家庭租赁的房屋。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保障性住房分为安置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两大类别,其中10%—15%是安置房群体,20%—25%由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政府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并通过公租房建设实现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整合。一方面,不再单独新建廉租房,而是包含在公共租赁住房体系中。廉租房居民与公共租赁住房居民同住同一小区、同一品质的房屋,只是租金有所区别。根据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补贴政策,廉租房租金控制在公租房租金的10%左右。另一方面,公共租赁住房可有条件地转化为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住房承租者可通过成本价购买,转换成有限产权的经济适用房,不再缴纳租金。购买者如果需要转让,只能以购房价加利息由政府公租房管理机构回购,再作为公共租赁住房流转使用。通过这种租金不高、又可以长期稳定租住的公共租赁住房,可以推迟“夹心层”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购房时间,对避免产生灰色交易、缓解城市化带来的住房供需矛盾、有效稳定房价和创造持续需求等都有重要意义。
#3
m0571 2012-03-12 22:26:02 只看该作者
  确保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属性

  对于住房,需要明确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边界。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租赁住房,惠及对象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居住问题的困难群体,其重要特征之一是不能转化为私权,而只能作为公有或集体所有物品,动态地让居住困难群体享用。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保障性住房也是由政府主导建设,不由私营企业承建和持有产权。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更应坚持政府主导、产权公有的方向,由政府或政府委托的国有机构持有产权,确保公共租赁住房的公共保障属性。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在政府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可以由房地产开发商来参与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其实不然,这样很容易出现政策不清、分配不公和利益输送等问题。比如,开发商建设的房屋产权归谁?政府是否给予政策优惠?开发商追逐利益与政府保障取向的价值如何平衡?怎样保证配租、运行、管理等环节的公正合理?如何堵塞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寻租漏洞?诸如此类,留下很多含混不清的“灰色地带”。再则,政府造房在体制和政策上都有优势,当前资金和远期利益也能平衡,没有理由拿不出钱来造公共租赁住房。

  为此,我们认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必须坚持政府主导、产权公有的方向,这也是负责任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体现。当中,地方政府尤其要注意三点:一是建设主体和产权归政府。公租房应由政府投资,否则,就会扭曲公共租赁住房的公共保障属性。二是实行“封闭运转”。反思经济适用房一定期限后可以上市转让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公共租赁住房必须突出公共产品的属性,承租人所购买的公共租赁住房在进行转让或抵押处置时,其回购的主体只能是地方政府的公租房管理局,用以再转让给新的低收入群体,从而避免因利益输送带来的灰色交易问题。三是最大限度降低造价和租金。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提供,享有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房产税等优惠政策。房屋租金主要考虑贷款利息、房屋维修管理费用、空置损耗三部分因素,原则上不超过同等品质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这样才能体现公租房的保障属性。
#4
mingdongshe 2012-03-12 22:27:34 只看该作者
  www.yongdaolc.com
#5
m0571 2012-03-12 22:28:43 只看该作者
  公共租赁住房完全可以成为政府的“优良资产”

  以政府投入为先导。一是用好中央安排的专项资金和财政年度预算安排资金。二是依托土地储备机构先期储备土地的优势,全部采用划拨方式供应,土地成本不计价,作为政府注入公共租赁住房系统的国有资产。其中主城的储备地拿出3万亩作为划拨地投入,至少相当于投入150亿元。三是每年商品房土地出让收益的5%用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3年共计约30亿—40亿元。四是减免建设环节相关税费。通过上述渠道,重庆公租房建设可以保证200亿元的先期投入。

  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在新加坡和香港,金融、保险资金进入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领域并得到可靠收益,已有先例。这方面,地方政府可以有所作为。以国内保险资金为例,如果存入银行,每年只有3%左右的利息,而投入公共租赁住房后,可实现4%以上的收益,因此保险资金很有积极性。从全部750亿元投资看,其中500亿元通过社会融资方式解决,如果支付4%—5%的年利息,每年大约需要20多亿元。按照重庆公共租赁住房每年每平方米120元左右的租金标准计算,3000万平方米每年可收租金36亿元,除了用于还款付息外,近一半的资金还能用于房屋的维护和管理,完全可以实现当期资金的平衡。

  保持收益远期平衡。作为一项民生投入,在算好当前账的同时,也要算好长远账。表面上,政府大规模推出不收土地出让金的公共租赁住房“账算不过来”,实际上并非如此。大量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不仅解决了就业者的居住问题,还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夹心层”群体因收入提高不再需要公共租赁住房时,公共租赁住房作为优质房产,有套期保值的功效,可以回笼资金“反哺”建设和管理成本。我们还准备把对高端商品房征收的房产税作为运营资金的重要渠道,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不是“仇富”,而是鼓励和引导先富起来的群体更多地关注民生,深刻理解“茅屋不舒服时,宫殿就不安全”的道理。总体上,政府投入公租房为民生服务,社会融资资本实现保值和周转,可以实现政府、企业、老百姓“三赢”。
#6
m0571 2012-03-12 22:42:49 只看该作者
  我们对农民工转户的顶层设计总的有5个坐标,或者说5个关键环节。第一凡是转户的农民5个一步到位,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小孩的读书,就业,住房,所有方方面面利益机制上的事都跟城市居民一样,一步到位,一体化,完全市民化,没有任何不同,那么这个户口本才会有真正意义,否则光有一个本子换一下没有意义。

  第二就是农民工进城是一定要有工作的,我们不是简单的去把一批农村没有工作的农民,老人,小孩拉到城里来落户,那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转的是农民工,这个农民工有3年到5年以上在城市成熟的打工经历,基本工作已经稳定,也有一定的技能。而重庆是个年轻的直辖市,正处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之中,现在重庆有1500万城市居民,以后还会发展到2千多万,总的来说是一个城市化,工业化刚刚在起步,还有10年,20年,30年的过程要发展,每年的经济增长,各个方面的就业人群每年需要增长40,50万人。所以,在这个方面就业保障要考虑周到。

  第三就是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如果我们把转户的300多万人集聚在一个点上,这个城市承载力就会有问题。重庆这个直辖市是一个城市群,除了现在有700万人、以后可能会有1千多万人的一个国家级中心城市之外,重庆周边还有30个中等城市形成了城市群。我们现在转户的300万人,有60%分布在重庆的主城和30个区县的县城,还有40%分布在700,800个中心镇,那里面也有基层企业,也有农民工,这样的话我们是六四开,大城市中等城市集聚60%,小城市集聚40%,形成一个合理分布,同时对城市的基础设施,道路交通,通讯,水电气等各种各样市政设施,还有公共服务,教育卫生,文化这一类服务,包括农民工的住宅都同步进行配套。我们重庆3年启动4千万平方米公租房,明确一个目标就是服务于农民工,服务于新生代大学生,服务于城市原住民当中住房困难户。我们明确一个口径,50%公租房给农民工,15%给新生代大学毕业生,35%为了解决城市原住民困难户,这样就能把城市承载的问题平衡好。

#7
m0571 2012-03-12 22:44:20 只看该作者
  第四就是成本问题,大家一般就会说,一个农民工进城总要有十几万的成本,如果300多万人就有4千亿,整个中国2亿多农民工,就需要40万亿,听到这么一个天文数,谁都会吓一跳,可能止步不前。我要说,这是一个伪命题,全世界城市化进程都是农民进城过程,都有这个成本问题,人家怎么没有积累几亿农民工滞留在外,不让他转户,真正成为城市市民呢?因为农民工的一生,年轻时打工到他年老,几十年做的贡献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在这样的过程中为他支付十几万,二十几万的成本,天经地义,所以这是一个伪命题。

  具体解决当中,重庆300多万农民工要4千亿,我们一分为三,其中养老、医疗这些保障性的问题,企业会承担1千多亿。社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当中的费用当然政府该承担,这1千多亿,其实农民工进城还没转户,政府已经开始在承担,同时也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市场需求本源,本来就该做的公共服务。第三还有一块社会成本,包括农民工自己以及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也要摊销一块,这三个1千多亿构成4千亿,并不是一年来支付,而是15年到20年的过程。比如养老保险,缴交的过程是15年以上,这是一个分摊过程。当这个成本分成15到20年,又分成三个方面的时候,每一方面是可以承受的,很平稳,是理所当然该支付的成本。
#8
m0571 2012-03-12 22:45:22 只看该作者
  第五,涉及到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情况就是三块地问题,我们推动农民工转户并不是图农民工的三块地,而是以他的有效劳动,以他就业岗位,以他的志愿在城市里落户,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我们宪法规定农民的三块地是集体所有,而集体是以什么来界定的呢?你是农村的户口,你当然是农村集体一员,如果你户口迁徙了,你不属于农村集体了,这三块地是不是就不是你的了,要流失了?这也是中国农民工长期不能转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根据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界定一个概念,土地的所有权是财产权,土地的使用权也是财产权。所以,对农村农民的三块地进行确权,不仅是丈量他的面积,还要确定支配权。这个支配权不是去改变集体所有制,而是要确立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如果一块地价值100块钱,所有权这种财产权占多大比例,使用权的财产权占多大比例,我们大体上做一个划分。比如说宅基地,使用权占85%,所有权占15%,而承包地、林权用地是八二开,使用权占80%,所有权占20%。有了这么一个比例,在80%、85%范围内,农民是可以自己支配的,是他的财产权,他即使到了城里,这地还是他的,他愿意给兄弟姐妹用,愿意自己继续使用,或者愿意租赁给别人用,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权,我们只要搭好市场的选择平台,有农民自主决定就把这件事解决了。中国的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财产权,去年中国农民人均5千多块收入,97%是劳动收入加政府转移支付补助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只占3%,因此农民在社会上没有融资的能力。大家有时候讨论中国农民缺乏贷款问题,就提到印度巴基斯坦有个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搞的那个小银行,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专家学者一讨论,也就认为是中国的大银行弯不下身来解决小银行的问题,把它变成一个技术问题,认为中国解决农民贷款问题也要发展小银行。其实本质上中国的农村之所以没有信贷,是因为没有质押物,农民没有财产,是无产者的问题。当你解决了三块地的问题,明确了使用权也是财产权,是可以让农民家庭进行自我质押流动,自我支配,这时候农村贷款也就会大规模发生。
#9
m0571 2012-03-12 22:46:18 只看该作者
  总而言之,城市化的进程不是城市原有人群卡拉OK、自拉自唱、自我拔高的过程,本质上来讲,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是减少农民的过程,是农民转化成市民的过程。假如一个城市有300万户籍居民,有600万700万农民工,过几十年不需要这些农民工了,遣散回家,这个城市又回到300万,400万,500万城市居民,那么这是城市化过程是不健康,不正常的,违反国际惯例原则,违反市场原则,违反公平正义的原则。城市化进程也不能设想现在两个人群分离,已经分离了20年,30年,再分离二三十年,等到中国有4亿农民工,突然有一天宣布一个决定,统统转为城市居民,不应该是这样一个跳变,而应该是从现在开始,几十年一贯,自然而然持续不断的转化过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把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好,是当今中国绕不过去的问题,重庆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实践。现在世界金融危机,整个市场需求不足,中国在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在这个过程中,更要把农民工的问题作为我们经济转型,解决危机带来困难的一个撒手锏,一个启动内需的重要动力源泉。有时候大家说中国城市化率才到50%,怎么刘易斯拐点好象已经隐隐出现,已经出现了招工难呢?其实很大问题是制度安排,出现农民工问题,这种制度需要改革。在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至少还有20年,中国农民工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20年,即使说沿海城市已经比较成熟了,可能要不了这么久,但内陆中西部几百个城市,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20年可以走。

  中国现在人均GDP4千多美元,往1万美元走的过程,到了人均1万美元,13亿14亿人差不多会增加10万亿美元的内需。所以,这是一个内需巨大的增长过程。在这个增长过程中,如果农民工问题不解决,继续累积到4亿、5亿农民工,像候鸟一样迁徙、震荡,中国的市场就会不健全,中国城市化进程就会受到阻碍。这个意义上,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有助于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有助于整个中国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有助于突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束缚,使我们中国更加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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