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是怎样不讲道德的?

来源: northk 2006-10-12 15:10:00 只看该作者 |阅读模式

我们现在是多元社会,也就是容许各种不同观点共存。但共存并不意味着没有是非,因而对某些“元”我们还是应该了解一下其来龙去脉,认清一下其面目,给它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去。比如说,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也是一“元”,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立足点是道德,就指责这类经济学家,而是应当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不讲道德了,为什么不讲道德反而还振振有辞?

   经济都是很实实在在的事,你擅长做椅子,我擅长做桌子,分工不同,为了共同得利,你拿椅子与我的桌子一交换,经济就产生了。为什么你的两把椅子才能换我的一张桌子?解答这个问题的就是经济学。你一天能做把椅子,而做张桌子却得两天,所以二把椅子才能换一张桌子,这就是劳动价值论,实物交换时代最自然的理论。我花的时间多,去换你轻而易举搞出来的东西,当然不乐意。交换的普及产生了货币,从而对桌子、椅子的价值的衡量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标尺:货币表示的价格。但更重要的是,由此而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换可以自由进行了,分工进一步细化。分工细化的结果是你往往不能知道别人做一把椅子究竟要多长时间,拿到市场上来的都是一件件的东西,但这东西是怎么搞出来的却是商业秘密。虽然我们有货币了,但怎么衡量东西的价钱呢?窥探别人的秘密是不道德的,别人的挣钱手段让你偷去了,别人怎么活?因而衡量东西价值的责任只能是个人自己,你想要,你觉着值,你挣钱容易,你就买,这就是效用理论。那么效用取决于什么因素?是什么促成我去买的呢?因素有两个,一内一外,内因是需,外因是供。你思念得迫切,需求就强烈,从而愿意花更多的钱。同样,供应如果丰富,我已经有了,不稀罕了,就不会花很多的钱。将这一模式理论化,就可以给出自由市场中的价值理论,价格不过是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的交点,达到这一交点的过程就是经济。那么需求与供应曲线如何决定?曲线也就是一函数,不了解函数就不能了解达到交点的过程,因而就不能了解经济。函数的确定是由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给出了答案,函数不能显式得到,但函数的微分特征却可以得到,由此可以得到一簇满足其微分条件的曲线。由此物品的价值实际上不是一个确定的数,而是一个过程,是两条曲线间迭代而成的一个复合函数。如果这个迭代的复合函数收敛,那么就意味着价值评定过程可以完成,市场内的商品可以被有效估值。如果这个函数发散,那么就意味着商品不能估价,意味着经济危机,意味着体系崩溃。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经济学家将市场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将供需曲线作为他们研究的手段,那么,这类经济学家一进入市场他们就丧失了道德。市场的目的本来是交换,但货币的引入使得对商品的估值成为了市场的主要内容,而整个估值过程不过是个数理过程,这一过程中当然是与道德无关的,曲线是怎样就决定了过程是怎样,经济学不过是研究怎样的曲线可以经过较少的迭代就进入收敛状态,从而使得估值过程更快、更有效,一个商品如果能够很快得到它的正确估值,那么,这一市场体系无疑是良好的。对于这一类的研究,道德起不到任何作用,依据道德不能对商品进行估价,不能因为是好人所以他做的东西就该卖大价钱,就象政府垄断不能被说成是好的垄断,官方卖彩票也不过是一种赌博而已。从而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讲道德呢?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不讲道德了,他们虽然没有道德的观念,但却有真理的观念,他们所以不道德了,是在于真理不需要道德。但接下来的问题更大了,他们不讲道德竟然还对了?这世道也太颠倒黑白了!对此,我们当然得有招对付,否则咱们还怎么活?
  
   解决的方法还是得回到市场上来。我们知道,边际效用递减意味着对需求的微分小于零,从而需求曲线是减函数,然而满足减函数性质的函数无穷多,仅此一个条件并不能给出这样的估价体系的完整描述。何况,效用虽然是主观判断,但主观判断却是可被外部环境影响的,外界条件影响效用判断是早就被认识了。比如,《管子·轻重》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是齐桓公想灭代国,问计于管仲,管仲说代国出产白狐,白狐不容易抓,得花很大精力才能抓到一只。管仲建议桓公:“公其贵买之”,也就是让桓公花大价钱去买白狐皮。做老板的都知道,花钱的事该由别人去做,桓公应该不会自己做这“只买贵的不买好的”的冤大头,因而最可能的做法就是,出个政策,所有在齐国做官的人,都必须佩带白狐皮的围脖,于是狐皮价钱暴涨,代国人不干农活都到林子里抓狐狸去了。代国人赚了很多钱,桓公忽然变了政策,做官不要围脖了,狐皮价大跌,代国人手上有皮有钱但没粮食,粮食又不是一时半会就能种出来的,桓公大涨粮价,于是付出的钱又回到齐国。代国因此经济混乱,邻国离枝趁机入侵,代国最终不得不臣服于桓公。对狐皮的评价是个人的主观评价,但主观评价就只是个人自己的事了吗?此例子显然说明,问题不是这样的,政策可以影响人的效用评价,从而影响经济。事实上,政策影响人的行为的例子比比皆是,远的不说,这两年国内的房价暴涨,同样无法否认房改的政策原因。由此,就可以看出,经济理论从个人效用评价开始,即使形式化得很完美,对过程可以给出精确的预测,但却并不能作为经济的原因。
  
   那么这类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要将对过程的剖析做为最高价值,而无视产生这一过程的原因呢?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再讲一个小故事。这故事是所谓富含哲理的小故事:说有两条并行的铁轨,一条旧轨废弃了,一条新轨正在用。有那么一群人就好在铁轨上玩耍,这时面临两种选择,是该选择新轨上玩还是旧轨上玩?新东西人人爱,很多人都聚在新轨上玩,其中却有一两个聪明人,不随大流,选择了在废弃的铁轨上玩。这时火车来了,那么扳道工是该选择让火车继续开,还是换轨到废弃的铁轨上?大部分人比较笨,做了错误的选择,一小撮聪明人做了正确的选择,此时是该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牺牲掉小部分人,还是应该坚持真理把那些选择错误的人都撞死?这是一个两难,但故事作者的倾向性是明显的,他在为聪明人叫屈,选择正确却替人受过,岂不冤枉?故事作者觉得这故事很哲理,由此感叹世道人心,道德与真理势不两立,要道德就得牺牲真理,要真理就得牺牲道德。这就与现在的经济学家们达成了心灵的共通,我的选择明明是对的,却遭人骂,这世道还有没有公理了?这个小故事很能说明现在的问题,道德与真理的两难如何解决?
  
   实际上,这个小故事不过是伪哲学罢了,破解这窘境并不困难,关键点在于,你不能受故事忽悠,认为解答这问题就在于给出道德与真理的排序,而应该回到问题的本原,回到为什么会导致这两难的窘境上来。因而你首先得问,这个故事中的真理是哪来的?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聪明人认为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显然,这些聪明人立论的基础是在这个小故事里没有明确说明的一个隐含规则,这个规则说,火车规定了是从新轨上开。这一规则是外部的,它的正确性由铁道部保证,正是这样的一个外部权威的存在,使得这些聪明人认为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由此而使得他们相信选择了正确的铁轨就是选择了真理。然而,回到我们问题的情景,如果给你两条铁轨,一列即将开来的火车,你会怎样选择?显然,这时的标准该是哪条铁轨火车不开过来才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对人的智商没有多高要求,即使随便找个小动物把它放在火车开过来的铁轨上,动物也会知道它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我们的经济学家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铁轨正确就是正确,即使被撞死了,即使被一轧三段,那颗头颅兀自叫着:我没错,错的是火车而不是我。铁轨的正确性是一个客观事实,我被撞死了也不能否认这一事实,不能说明铁轨不正确。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呢?那就是浓浓的形而上学气息,对事情的判断不是根据当下的情况,而是去寻找遥远的依据,宁可相信规则也不看一下眼前。
  
   当然,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不会象这个故事里的聪明人那么笨,牺牲自己保全大多数。适应于我们的经济学家的小故事版本应该是这样的:同样是两条铁轨,经济学家通过他们的规则论证了其中一条的正确性,于是努力宣扬这一论证的过程,即他们的理论,他们自己信不信呢?不知道,反正他们的子女是都跑到另一条铁轨上去了,他们的财产、一家一当也都在另一条铁轨上,他们也都备好了护照,随时可以换轨。在经济学家选择的铁轨上的人们,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火车声,开始置疑这种选择。这种置疑却是经济学家们不允许的,因为真理就是真理,不能因为火车开过来真理就成了假理,如果因为一辆火车,这“理”就从真变假,那么这“理”如何可能是真理?所以真理是不容怀疑的。但要让人眼瞧着火车开过来,仍然能够坚决地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却不容易做到,怎么办呢?有办法:只要我们有信仰,火车就不可怕。因此经济家可以没有道德,但却不能没有信仰。有信仰的经济学与没有信仰的经济学是不同的,信仰可以发展成一种道德,就象对基督的信仰构成了西方的基本道德观一样,在此道德观下,就可以象十字军一样,面对死亡毫不胆怯,火车来了也决不逃跑。
  
   回到经济学上来。这些经济学家们真的不知道政策可以改变效用评价,进而改变经济过程吗?未必,就象动物看见危险来了会躲一样,经济学家不会不如动物。他们所以坚持现状即是真理,真正的原因在于维护导致这种现状的政策。我们知道,经济过程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导致现在的经济过程的就是现行政策,只有对现行的经济过程的真理性不容置疑地相信,并上升到信仰高度,那么现行的经济政策才是无可怀疑的。这类经济学家的铁轨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为这铁轨的真理性提供依据的就是经济自由主义,这种主义投射到现实社会中,就是一整套的利于资本的体制。所谓体制,不过就是一大堆内在逻辑相关的政策罢了,正是这一堆的政策规范了现行的市场,规范了我们对进入这个市场的所有东西的估价,使我们的经济过程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测。那么那火车又是什么?火车就是我们眼瞅着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周围的人一批批地下岗,不知道哪天该轮到自己变贫。火车来了,我们要真理还是要自己的小命?而火车所以来,不正是这一系列的政策所引来的吗?这些政策通过损害大部分人的利益,完成了一小部分人的繁荣。所以,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所以不讲道德,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真理的热爱超越了道德,而只是因为这种热爱可以维护现行秩序,可以维护这种利益体系的不变。对于这种不变,只有信仰才能完成,正象我们当初信仰主义一样,现在要求我们信仰体制。一当这种信仰被确立,那么经济学家就可以变身为历史学家,可以光荣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人类的未来不过是既定过程的逻辑演绎,未来对于人类已经没有什么惊异了。所以,我们的经济学家不讲道德还能振振有辞,坚定地认为他们没有错,真实的原因是,他们也有他们的道德观念,只不过他们的道德观念与我们不同。我们以我们的道德观去批评他们时,他们还不服。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分析这两种道德观的差异,批评别人也得让人心服口服才行。
  
   以铁轨的正确为正确的思维方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我们看到,经济决定于政策,有什么样的政策就决定了什么样的经济,因而经济只是结果,原因还得到政治上找。(有一种说法,说是经济管生产,政治管分配,这种说法的错误就在于认为经济是一个客观过程,经济过程无法干预,只能对产出的产品进行公平分配,从而政治就成为了抢夺与分赃的过程。)政治要维护这样的经济就应当有相似的思维,这方面的例子在现在的国内思想界也是遍地都是。比如,我们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对民主我们应该怎么看呢?铁轨们的思维就是,民主就是人人有投票权,只要人人都有权投票了,即使选出个希特勒也不要紧,出了希特勒也不能说明民主出错了,民主是绝对的,永远不会错的。因而对这类铁轨们来说,只要过程正确,结果并不重要,过程不是为了结果的,过程本身是独立存在的,是纯粹的。达成这种纯粹的仍然只能是信仰,信仰就是屏弃所有对内容的依赖,坚信一个纯形式的规则的正确性。比如,对基督徒来说,无论上帝存在是多么缺乏理由都不要紧,因为:正因为上帝的存在不可思议,所以基督徒们才坚信不疑。
  
   基督教近些年来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据说有不少的知识分子都皈依了主。不要以为这只一个宗教信仰问题,凡事必有因,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信仰什么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但个人选择却不是没有外因的,将所有这类的现象放到一种体制的确立过程中来看,那么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联系了。
  
   经济学家们常爱打的旗号是:我们的思想是源自西方先进文化的,启蒙运动以来的种种现实表明了这种思想的优越性。乍一听,好象还真是那么回事,先进思想怎么会错?按此道理推测,西方人里面应该有很多的“铁轨”,有很多不怕火车撞的人,但你去抓个外国人,或者外国狗、外国猫,把他们放在火车正在开过来的铁轨上,他们肯定逃得飞快。因而,经济学家们的旗号不可能是事实。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法国学生的再次闹事,虽然经济学家们已经论证了,让雇主能够自由地开除工人可以达成更好的经济效率,但法国的学生们就是不干,牺牲我们的利益却用于成就雇主的利润,道理再好听,也不能上那些法国铁轨们的当,法国的学生们已经不是铁轨了。所以,西方的思想显然已经变化了,铁轨们立论的基础就是形而上学的有效性,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普及,随着科学哲学对于科学本质的辩论的深入,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已经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抛弃,真理已经不再是科学价值的最高判断。比如说,我们有牛顿理论,也有爱因斯坦理论,但我们并不认为爱因斯坦比牛顿更真理。有人会反驳说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对牛顿理论的扩展,牛顿理论能解释的爱因斯坦理论都能解释,牛顿理论不能解释的爱因斯坦理论也能解释,所以爱因斯坦的理论比牛顿更接近真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对某些现象两种理论都能解释,但解释的基础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绝对时空,一个是相对时空,这两者是不相容的。对现象都作出了有效解释,但哪种时空观正确呢?两种矛盾的观点都是真理,那真理还是不是真理了?所以,不能简单地将爱因斯坦理论视作牛顿理论的扩展。
  
   这种对形而上学的怀疑从自然科学领域也逐步扩展到人文学科。就经济来说,除自由市场之外,也开始强调国家干预。国家干预就意味着市场不是独立的自为存在,市场不是一个纯客观的完全依照自我规律演进的实体。事实上,市场从其诞生之初起就是一个人间的产物,是人根据自身的需要而设立的东西,即使是所谓的自由市场,也不过是一系列政策支持下的产物。当这一产物发生失灵的时候,也就是它的功能达不到人的要求的时候,改变当然是可能的,并且是应当的。比如,原先的经济学家只需要理解“供、需”两个词就可以了,但现在的经济学家还得学会另一个词“博弈”。供需所刻画的市场是一个没有人的市场,其运作由曲线的性质决定,人在这里被约化为效用曲线;而博弈天然就意味着市场是人与人交互的结果,这是一个有人的市场。博弈的均衡是人选择的结果,而这一结果所以成立,与博弈的规则直接相关,规则的改变就意味着均衡的改变,从而意味着以博弈为基础的市场是可以被人所规范的。
  
   市场可以被人所规范,那么市场产生的结局就不是一个真理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
  
   比如,囚徒困境问题,囚犯在该规则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结局,这就象看见了火车无论人或动物都选择躲开一样,无可指责。当然铁轨头脑的学者们会说,结局所以悲惨完全在于囚犯们没有信仰,只要囚犯们能坚守火车来了不躲的信仰,能象基督徒一样,舍弃自己只考虑别人的利益,那么结局不就会变好吗?的确,有了信仰是可以改善结局,然而博弈论的结果已经表明这种结局是不稳定的,它要求囚徒们都能遵守这样的信仰,只要有一人不遵守,这一结局就立即崩溃了。
  
   其实,现实社会的种种例子也表明依靠信仰的这种改善是难以维持的。比如,宗教所以改革,不就因为教士们用教规约束教民,而他们自己却可以过着荒淫的生活,所以不得不改革?不要以为要求别人信仰只是中世纪的事,现代社会已经不再强制信仰了,现代社会不过换了一种方式让人信仰罢了。从这里的叙述可以看出,信仰不只是一个宗教概念,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明白点说,就是铁轨们的思维方式。比如,现在的企业,对员工的要求无疑是员工应该以老板的利益为利益,应该全身心地为老板服务,应该无条件地服从老板的命令,也就是火车来了也不怕,而老板也应该全身心地为员工考虑,即使员工就惦记着搞垮企业自己做老板,也不能放弃为员工服务的信念,就象那困境中的囚徒一样,只要相互都以对方的利益为利益,舍弃自己投入对方,那么这样的企业无疑也是理想的企业。但现实中这种企业是不存在的,老板对员工确实是这样要求的,但对他自己却不仅不考虑员工,还惦记着可以自由开除员工。再比如,过去的日子里,我们要求每个人都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人民也没有自己的利益,以每个人的利益为利益,人民应当为每个人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这曾经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但当这其中的任一方不按约定行为的时候,这一理想社会就崩溃了。再举个身边的例子,大家知道这些年房价高企,很多人不得不住到了市郊,上海有一个市郊的楼盘叫康城,公交很不方便,于是有好心人发起了双跳灯行动,即小区中有车的居民离开小区时打开双跳灯,免费搭乘无车的居民到地铁站。这无疑是个善心的行动,但其思维模式却也是铁轨式的,其对铁轨的正确性认证逻辑是:免费搭乘别人,给别人提供方便是正确的,而且无论到哪这种行为都正确的,因而这是一条普适原则,一种永恒的价值。那么火车是什么呢,火车就是有些搭乘的人不自觉,弄脏了车,有人认为他搭乘是应当的,你有事不能搭乘的时候他还骂你,把你的私家车当公交车,把你当公交车上的民工司机。火车一来,这一普适原则立即垮掉,免费搭乘是不是好事?是好事,但做好事还是得看看人的,有些人可以搭有些人不可以搭,不是任何好事都该做的。再说个一般的例子,有一则口号叫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也是这样的思维,“我为人人”,你可以这样做,“人人为我”你却不能这样要求,然而人人不一定为我,“我为人人”就成了无本之木,找不到基础了。
  
   上面的例子对囚徒困境的解答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解答困境的关键在于囚徒自身,是囚徒自身的不合作导致了困境。也就是你日子过得不好怨不得旁人,就象那些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说的,在现在改革开放的日子里你挣不到钱,这事不怨我,只能怨你自己没本事,看看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多有本事,忽悠出个国企改制,不是立马就成先富一族了?这种怨自己的理论表达就是“罪感”。在囚徒困境中你所以受困,原因只是在于你天生有罪,你有罪,所以你得不到超脱,要想摆脱困境,进入天堂,那么请信仰吧。
  
   国内现在有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称作“有教堂的经济学”的说法,这种说法在囚徒困境的这个例子里就可以明白看出其意义。现行政策已经使得人们都可以看出,现在国内的穷人与富人就象这困境中的囚徒,相互不沟通、不信任,双方都只谋求自身的利益,于是导致的结果就是双方都受损。有教堂的经济学家发现了问题所在,他呼吁建立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要求穷人好好干活,而富人别那么贪婪,应该掏点钱出来改善一下穷人的处境,这样双方才能都赚到钱。这与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说的情形类似:土匪在发现抢得太狠了,老百姓没东西被土匪抢了,土匪们的收益只会下降,从而土匪变成官,反倒干起了护民的勾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过是因为成佛反而能保障长期利益。有教堂的经济学能够成立的前提是长期利益大于短期利益,但富人们显然明白,他们是有其他轨道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可以选择的轨道很充裕,整垮了这条轨道而能暴富,就可以在其他轨道上谋发展,何乐而不可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而有教堂的经济学要能成立,就得反对全球化,或至少限制富人投资移民,但这两点富人们都不会支持,也就是说共同的信仰并不稳定,没有基础,一有风吹草动,穷人照样偷懒,照样仇富,富人照样贪婪,照样能捞就捞。
  
   博弈论给出的结果表明,囚徒们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信仰无效,囚徒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双输的结局。信仰无效的原因在于,双赢的前提是囚徒间存在串供,也就是得双方有沟通,了解对方才能达成合作。这就意味着相信对方是有条件的,就象上面“反对全球化,富人不移民”是穷人可以相信富人的一项条件一样。信仰则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串供,从而信仰不能是无条件的,相互了解了才知道该怎样共谋利益,但上帝却与你没有共同利益,他不让你了解他,你只是他有罪的子民,只能接受上帝之手的拔弄而无权向他表达你被捉弄的感受,想了解上帝你不配,你有罪而上帝纯善,想跟上帝做朋友,没门。从而,困境中的囚徒所以陷入困境,就在于规则规定了双方不能交流,而信仰只是让你信他,但他并不给你保证,从而信仰也提供不了超验的沟通,你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对自己负责就只能选择双输的结局,从而结局是博弈规则蓄意制造的。那么招致这样的结局,如何能认为是囚徒的问题呢?因而,困境的结局不取决于囚徒的选择,而取决于规则的设定。如果我们认为合作是道德的,不合作是不道德的,那么就可以知道,囚徒们所以不道德完全是由规则造成的。
  
   进入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道德观了。一种是火车来了不躲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从信仰而来,因而本质上是基于真理存在的。比如,合作是道德的,不合作是不道德的,符合这种永恒准则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则不是。另一种道德观则是看见火车来了可以躲的道德观,姑且把这种道德观称作自由选择的道德观,面对火车有理由选择逃跑,当然你铁了心想自杀我也没法子,自由选择的权力才是道德。与基于信仰的道德观相比,你一经选择信仰你就毫无退路了,你只能按照真理的方式去做,否则就是在做错误的事,就是不道德;而自由选择的道德观则不同,你可以选择真理,但如果假理能让你日子过得更好的话,那么假一回也不错,我都可以选择,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就囚徒困境问题来说,基于信仰的道德观认为不合作是不道德的,是自身的不道德导致了困境,由此,我只能选择合作,即使选择合作让我倒霉也得合作,这哪还有什么自由?让自己倒霉又如何是道德的?而基于自由选择的道德观则认为选择不合作的作法是可行的,选择对自己伤害最小的结果是每一个自由人都可以做并且都会做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不合作完全应该。那么囚徒问题所以成问题是在于规则,正是这规则使得我要过好日子只能选择不合作而无法选择合作,是这规则剥夺了我选择合作的权利,因而问题就在于规则的不道德。
  
   市场基于博弈,那就意味着市场的结局与市场的规则相关,而规则就可以规范市场,从而得到怎样的市场就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你制定的市场规则是否给了市场中的人自由选择权力的问题。权力并非只是一个法律概念,不是法律规定了你有权力,你就有了权力,有权与否与市场是否道德直接相关。比如,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也鼓吹自由,他们说,现在市场很自由啊,你可以给这个老板打工,也可以跳槽,也可以自己创业做老板,比过去自由多了。然而当我们看市场具体的规则时,就可以发现,不是那回事。比如说,你可以跳槽,但跳槽能保证你找的下一个老板是个好老板吗?不能。你必须相信跳槽是无比崇高的自由权力,但有了这崇高权力能不能过上好日子,它并不保证。就象你必须信仰上帝,但上帝不保证你不倒霉一样,你的生活还得靠你自己。但信不信这崇高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信了这自由后,你就失去了怀疑这伪自由的权力。再比如,你可以打工也可以当老板,名义上是这样,但当老板不是想当就当的,你得有资产才能差得动别人为你打工,而我们的市场现状是,资产价格越来越高,劳动力越来越便宜,也就是你想打工攒钱自己做老板越来越不可能,工商查得越来越严,行业进入的门槛越来越高,商铺越来越贵,租金越来越高,搞不定工商、公安、消防、城管、卫生局、文化局,想开个小店,别说雇人打工,就是自己给自己打工,也是没门。名义上我有选择的权力,但实际上没有,我知道打工的生涯进行下去随时可能被解雇,自己只会越来越穷,老板们会越来越富,也就是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火车即将撞过来,但经济学家却说,不要紧,这才是市场经济,你得信仰,不能怀疑这种市场化改革,至少现在你还有当老板的权力,比过去已经进步很多了,当不当得成老板不是经济学家的事,只能怨自己,怨你没个有权有势的爹,没生在好人家。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学家以伪自由的名义剥夺了你的实质自由,并且还振振有辞,将责任都推到你身上。
  
   博弈论的发展已经表明了西方思想的转变,局限于真理的经济学家们可能仍然会去研究博弈规则确定之后系统的演进,即与博弈均衡相关的一些问题,但即使是这些研究也不一定与道德无关了,博弈过程中人的因素已经无法否认了。比如,分水岭博弈,其均衡解无可避免地与参与者的文化背景、习俗、心理状态有关,系统的演进过程与参与者的判断相关,从而与参与者的价值观有关。这就象量子理论中,观察者的观察介入了系统,从而结果的客观性就是可疑的一样,以博弈论为基础的经济系统其客观性也是没有保障的。同时,博弈结果与制定的规则无可避免地相关,也引发了对于制度的探讨,而制度就离不开价值的判断。好的制度与坏的制度显然不同,对制度的判定与制度产生的结果的好坏直接相关,现在已经没有理由以结果的客观性为由而否认制度本身的问题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两种观念的差异。基于信仰的道德观认为市场是客观的,规则是先天的,无可改变,你只能遵守规则,在这个所谓的自由市场里按这些先天规则行事。而普通百姓的道德观却认为给我们造成伤害的就是不道德的,后果必须有人承担,伪客观并不能做为伤害别人的理由,发展也不能成为损害别人利益的借口。市场是人间的产物,是可以被规范的。某些经济学家的不讲道德,不过是以客观性为借口,维护现存的保护他们利益的政策罢了。他们以精英自居,以掌握西方文化而自豪,却只学西方人干的坏事,好事一点不学,置中华文化的反形而上学传统于不顾,将自己崇洋媚外、贪婪成性、缺乏道德、维护恶资本制度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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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northk 2006-10-13 08:38:13 只看该作者
  各位对经济学家不感兴趣了?
#2
王荣欣 2006-10-13 09:05:06 只看该作者
  读。以后还是写简练点的吧?
#3
wangdian 2006-10-13 09:34:06 只看该作者
  恩,NORTHK:
  经济学家不讲道德是公理。
  你证明一条公理,对专家来说还有学术兴趣。可是这里都是百姓。
  
  全世界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向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主流经济学家开炮。
  在适当的场合只需要鼓动和口号!
  好文 有意思
#5
northk 2006-10-13 11:14:57 只看该作者
  作者:王荣欣 回复日期:2006-10-13 9:05:06 
    读。以后还是写简练点的吧?
  =============================
  有理。但有些问题写不短,不详细分析说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读所花的成本比写花得成本要小很多,合算的事有空还是可以做做的。
#6
hillrom 2006-10-13 12:41:49 只看该作者
  好文章!顶!
#7
隐居的鱼 2006-10-13 13:37:25 只看该作者
  LZ搞错了吧。看着火车撞过来,喊大家不要动的难道是经济学家么?经济学家从来都是教导人要理性,要两面下注,要会跳轨,道德不道德不重要,保住小命才是最要紧的。
  那是谁让大家别动呢?恰恰是讲道德的人。把你支使到边疆去,他说是国家需要,强征你的土地他说是人民需要,强迫你嫁娶某个人他说是组织需要。
#8
fcr123 2006-10-13 15:44:37 只看该作者
  好文!
  狠狠的顶
#9
northk 2006-10-13 16:51:39 只看该作者
  作者:wangdian 回复日期:2006-10-13 9:34:06 
    全世界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向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主流经济学家开炮。
    在适当的场合只需要鼓动和口号!
  ===========================================================
  开炮可是个系统工程,得有人扛炮弹、有人瞄准、有人指挥,如果要打得准还得有人研究弹道学、瞄准术。咱现在年纪大了,扛炮弹之类的活干不动了,但还能搞点弹道学,瞄准术。革命工作都得有人干,不至于现在已经劳动力过剩,该我下岗了?这经济学家也太厉害了,已经搞得他们的反对者也过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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